--《中国共产党读本》，谢春涛 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客观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历史发展的轨迹已经表明：探索的起步和开局是良好的，但随后就出现了失误，走了弯路。

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是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下的合乎实际的选择。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述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建立新中国以后的基本任务和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他在文中公开宣布“一边倒”方针的同时，也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意愿。他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他又说：“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10月5日召开的中共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指出：“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于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就成为中国社会各界行动的口号和目标。

列宁逝世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步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和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各方面建设经验的过程中，中国也接受了这种模式。

对于当时“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第一，“抄”还是必要的，自己不懂，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抄”。而这种“抄”，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和国防体系，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对完全“照抄”苏联又很不满意。毛泽东后来就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出了中共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当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毛泽东便以更多精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由京广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找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去向他汇报工作时，偶然谈到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很感兴趣，即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当即答应下来，于是就有了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34个部委的汇报。历史表明，毛泽东听取各部委工作汇报的举动，成为开启探索任务的重大关键步骤。

在中共和毛泽东着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二十大。在大会即将闭幕的头一天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秘密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内容被披露后，立即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看到，原来一直被膜拜的苏联经验并非完美无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简单模仿苏联的办法终究不能代替自己探索，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大解放（毛泽东称其为“一场解放战争”），促使他们认真反思苏联模式，重新思考本国的建设道路问题。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1956年2月至4月间，为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总结经验。毛泽东亲自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当时毛泽东已经60多岁了，身体健康欠佳，每天起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算是一点闲暇时间，他称此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生活。就这样一连紧张工作了两个来月。对于学习外国问题，毛泽东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毛泽东对照搬苏联经验十分反感。他后来回顾说，卫生工作中的生搬硬套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

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对于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外国的经验，“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这样，《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以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75年7月，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初步探索的良好开端

以《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标志，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新任务，被及时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取得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决策、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正确思想当中。

第一，提出了探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关于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中共八大上所致的开幕词中，他又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关于基本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又指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第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做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八大通过的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战略决策，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三，提出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一是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受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进行的影响，195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工作中出现了贪多求快的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一不良倾向，6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得到八大肯定。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方针。二是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扩大地方权力，增加工厂企业“独立性”的思想。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的思想。毛泽东还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第四，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类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对敌我矛盾必须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必须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

第五，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资产阶级被消灭，中国民主党派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不要继续存在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中国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在法制建设方面，董必武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思想。另外，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刘少奇论述了如何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的问题。

第六，提出了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正确方针。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经过建国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这个估计和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如前所述，此时毛泽东也强调搞技术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号召全党都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3月，中央批准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负责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同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他多次重申了这一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向科学界和文化界阐明了这一方针。

另外，中共八大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总的看来，1956年开始的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开端良好，起步迅速，方向正确，成绩显著，许多宝贵的经验和闪光的思想，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进行的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打下了一定基础。

失误、曲折及其缘由

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1956年探索中提出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大都未能在实践中很好地坚持下去，而出现了像邓小平所说，搞了20年“左”，“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邓小平指出：“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 ］

如前所述，自1956年起，毛泽东就想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找到一条既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 ］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的产量进行汇总统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

从1958 年10月开始，毛泽东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调整经济指标，收到一定成效。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但最后由纠“左”变成了反右，把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继而掀起了新的“大跃进”运动。

在继续“大跃进”中，由于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加上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援助合同（促使中国炼“争气钢”，加剧了“以钢为纲”错误的发展），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不少省份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此外，“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拉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 ］至于在当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纷纷起飞的情况下，因3年“大跃进”、5年调整（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结束时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而贻误8年发展时间造成的损失，更是大得无法计算。正是在此期间及以后的“文革”十年中，中国才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欲速则不达”的最典型的例证。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运动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几年的努力，正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之际，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并一直持续十年。

对于从“大跃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邓小平还说过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

确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源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此时，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国家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通过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也确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的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在经济上大肆破坏，以大搞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取代正常的经济建设，在大批“唯生产力论” 的幌子下，高喊革命，大压生产，“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 ］。在思想文化上倍加摧残，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思想文化工作的成绩，污蔑教育文艺工作被“黑线统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名存实亡，文艺百花凋零，科学技术研究受挫，广大知识界遭到打击和迫害。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损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对于这些曲折和失误，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多种思考和分析。如果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是无可厚非的。在庐山会议上因赞同彭德怀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之一、含冤达20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复出后就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 一书中也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毛就像一个大声疾呼地振奋起一班新兵的士气、将他们引入新世界的军士长，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现在告诉他们经过一小段冲刺就可以到达乌托邦，这并不是地平线以外虚无缥缈的马克思主义极乐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国的田野上和工厂里，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 ］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做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也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成就、经验及其影响

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如果对这段历史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根据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材料，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大庆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1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3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在1958年也开始迈出步伐，1961年中共中央做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些都是在党领导人民在曲折探索过程中产生的重要科技成果。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技术的辉煌成就，不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所创造的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周恩来说：这是精神的原子弹变成了物质的原子弹。1988年10月，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

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人民表现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在各行各业涌现出了大批模范先进人物。他们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有不怕困难、艰苦奋战被称为“铁人”的石油工人，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队农民党员和群众，有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楷模的出现，激发起广大群众投身建设的巨大热情。对此，作为亲历见证者的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时指出：“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

所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包括“大跃进”在内的十年建设（1956—1966）成就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写“文化大革命”十年时候，除用大量篇幅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外，也讲到“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这一判断也是合乎实际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年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品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业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实现了新的转变。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访华，会见毛泽东，并同周恩来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也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为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回首20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史学家胡绳1984年时曾指出：“如果说三十五年来一无是处，全部是错误的积累，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三十五年的历史。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但这一转折之所以能够形成，也还是有过去生产发展的底子。所以建国以来的历史绝不是错误的积累。”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指出：“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

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干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大事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就这段探索的历史再次指出：“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个定位和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